作者：Gavin J Blair
译者：覃天
校对：易二三
来源：Hollywood Reporter
（2025年11月2日）
自2010年凭《观音山》获得最佳女演员后，范冰冰时隔15年重返东京国际电影节她凭借在主竞赛片《地母》中去明星化的表演，再次赢得观众好评。
《地母》(2025)
范冰冰在片中饰演一位集单亲母亲、农民与灵性治疗者于一身的女性，形象几乎让人认不出来。她出现在一个由多元族群与宗教交织而成的马来西亚乡村中，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这部或许稍显野心过大的作品。
导演张吉安让影片在殖民遗绪、族群紧张、土地权益、政治、厌女情绪、家庭剧、灵性与超自然之间不断穿梭。让全片得以凝聚的是梁铭佳极具质感的摄影——将布央谷的风光烘托出独特的电影气息——以及范冰冰的表演。
范冰冰此前在银幕上消失了大约五年。直到2022年，她才开始在海外项目中逐渐重新出现。而她在《地母》中令人着迷的表现，则显示她正迎来一次新的「事业复兴」，并在表演上探索更深层的可能性。
范冰冰在东京电影节期间接受了我们的专访，谈到了她在片中需要高强度表演的角色、五年空白期的感受、中国艺术电影的现状，以及她是否会再次在中国本土拍片。
问：我听说是你主动联系导演参与这部电影。是什么吸引了你？
在见导演之前，我已经看过他的两部作品——《五月雪》（2023）和《南巫》（2021）——我觉得他的电影语言非常独特。等到真正见面时，剧本其实还没有完成，但当他向我讲述故事时，我立刻被打动了。一个白天务农、夜晚做巫师的女性——这是一个多么迷人、又多么复杂的角色。
《五月雪》（2023）
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其实挺难的。首先，她的生活离我非常遥远；其次，她和我以往演过的任何角色都完全不同。我和导演一起准备了很久。这是他非常熟悉的故事——也是他成长过程中真实经历过的——所以他自己的记忆和情感为我搭起了一座很好的桥梁，让我能够走近这个角色。
最难的部分是语言。那些语言和我的母语完全不同，一开始我连一个词都听不懂。就像只会中文的人突然要从零开始学英语一样。影片里我需要说五六种不同的方言，所以在开拍前三四个月，我每天都用导演给我的录音练习。每隔几天，我们还会进行一次视频练习，他会检查我的进度。等到四个月后正式开机时，我已经不需要带剧本了，每一句台词都深深刻在脑子里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确保语言在拍摄中不会成为障碍。
在马来西亚吉打拍摄农活戏时，因为角色白天是农民，我也提前几个月就去了当地，住在农民家里。每天学习插秧、放牛、做真正的农活。这样等正式拍摄时，就不会觉得陌生。最辛苦的是在积水的稻田里工作。那里有蛇、有吸血的虫子，还有成群的蚊子；我经常一天结束时满身都是蚊子叮的包。但我告诉自己，这都是过程的一部分，因为那就是当地人真正的生活。
导演的父亲在当地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治疗师。无论发生什么怪事，或者有人身体不适，都会去找他求助。角色中那些萨满式的元素，完全以导演的父亲为原型：他的仪式方式、表情，一举一动都来自他。我把他表演仪式的过程拍成了视频，然后反复研究——他的说话方式、念诵、呼吸，甚至在「神灵附体」时的情绪变化。我都通过模仿他来学习。
问：这个角色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将来能用到的东西？
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历。在中国太难遇到这样的角色了！这个人物很有力量，她帮助周围所有的人；但即便村子里的人都把她视作拥有神力的人，她自己却也有困惑、有痛苦、有无法解决的压力。即使别人把她当成近乎神明的存在，她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带着所有人类共有的无奈和脆弱。
这让我思考：什么才是真正的「力量」？而「成为一个人」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个角色非常丰富、多层次，是一个很沉重、很有分量的角色。整个故事也涉及土地的冲突，以及守护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权利。
通过这个角色，我重新感受到：即便生活艰难，我们依然需要有面对明天的信心。我从角色身上学到的正是这种力量。
我觉得电影人不分国界，国家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边界。在各大电影节担任评委时，我会看到二三十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品。即便你不了解对方的语言和政治背景，好的表演依然能深深打动你。所以我会从世界各地的创作者身上吸收正面的力量。
当然，也会有一些差别。好莱坞的制片体系对拍摄进度非常严格——一切都按时间精确运作。而在马来西亚拍摄时，氛围要平静、松弛得多，更像是大家一起生活、自然交流，没有那么强的时间压力。这有点像为什么人们会去东南亚度假放松。（笑）
我刚刚在日本拍完一部由王颖导演、与中川雅也合作的电影。它改编自谷崎润一郎的一部小说，是一个既奇特又唯美的故事，讲述一位老人与一位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。王颖导演用他独特的电影语言，从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这个故事。
我和中川雅也有很多对手戏。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演员，是日本的国宝级人物。和他对戏完全不像是在演戏，而像是直接生活在故事里。我希望观众有机会看到这部非常特别、几乎带着魔力的电影。影片中大概有80%的台词是日语，所以我又学会了一门新语言！（笑）
我离开了中国电影圈一段时间，但这反而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。我遇到了一些原来不会接触的题材和合作伙伴，也发现了新的创作冲动。对我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份礼物。那五年成为了一个暂停、汲取的时期。演员这个职业，总是在不断输出、不断表达，很少有时间真正去吸收新的东西。而那段时间让我得以沉淀、反思、学习。
我开始更深刻地理解生活——理解它的艰难、理解那些难以实现的事。有些人面对困境会放弃，但勇敢的人会变得更坚强，会更想表达。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勇敢的女孩（笑）。
中国有一句话叫：「否极泰来」，只跌落一半不会触底反弹。跌入谷底反而给了我力量、勇气，也带来了新的情感深度——愤怒、无助、痛苦——而这些都会成为演员的燃料。没有这样的情绪，你无法真正去演崭新的角色。
我依然被女性的生活与挣扎吸引，也希望继续多拍一些艺术电影。
问：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，但你还想在中国拍电影吗？
一点也不难回答。问题在于，如今的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。今年10月国庆档的票房甚至比2014年还低，这很令人担忧。现在的观众更喜欢看短视频式的网剧：一分钟一集，甚至上厕所时就能刷完！大家已经没有耐心坐在黑暗的影院里安静地做梦了。这是一种巨大损失，不只是中国，全世界都一样。如果我再拍中国电影，我希望那是一部我对角色真的有感触的作品。
当然，中国还是有人在坚持拍艺术电影，但越来越难。市场环境艰难，票房往往连成本都收不回来。像贾樟柯、张律这样的导演，还有很多第六代、「第七代」的年轻导演，都真的需要支持。
在欧洲，有专门的基金和影院支持艺术片，让它们有生存空间。而在中国，如果艺术片第一天票房表现不好，第二、第三天排片就会被砍，导致根本没有观众能看到它。过去我在中国拍艺术片时，观众基础还很好，有些作品甚至能拿到十几亿人民币的票房。那样的环境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了。
我从来不是烟民。影片里我抽的是手卷烟，用的那种老式、味道特别冲的烟草，有点像烟斗里用的那种，劲头比现代香烟重很多——所以我其实比你认为的更会演（笑）。
